历代盔缨
狩猎出行图壁画 唐中宗神龙二年
在火器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前，弓箭是古人最为依赖的远程投掷武器。早在数千年前，古代先民用熬制的鱼胶将木材与牛角筋腱相粘合、并以生丝缠绕作为加固；待到材料胶合成型后，在弓体施以木漆防潮，制成性能极为优良的复合弓[1]。弓弦将弓臂所贮藏的能量精准而高效地传递到锋利的箭矢上，那交织在古代战场上空的白羽，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恐惧的武器之一。
隋末动乱中，李唐自太原起兵，一路收服、平定各地割据势力，最终建都立国。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弓矢，“【（ 所用 ）弧矢制倍于常 。逐黑闼也，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而观之，以为神】”[2]。
虎牢关之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手执角弓的李世民形象。史书记载，虎牢关之战时，“太宗持弓矢，敬德执槊，至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扰，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所杀亦十数人”
唐初对外扩张和征讨的战争中，弓马善射是考核招募兵员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唐高宗时期颁行的《令举猛士敇》中，就曾明确要求“【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者，咸宜甄采】”[3]。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又带动了弓矢制造与射艺理论的发展，“【节使横行西出师，鸣弓擐甲羽林儿 】”[4]在岑参的边塞诗中，雕弓翎箭俨然成为了征行将士的精神图腾。
狩猎图壁画 唐开元十五年 出土于陕西省李邕墓
一直以来想写有关中国古代弓箭的文章，但由于自己的学识也较为疏漏，只能先从已有的出土唐代文物与文献资料着手谈一下唐代的弓箭形制，作为之前涉及内容的参考互补。本文涉及的资料大多来源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的收集汇总，如有赘言不严谨的地方，万望见谅。
《长安》剧中望楼上手执角弓的唐军武士 剧中的弓箭道具参考了唐代长梢弓的样式，较为贴近历史
唐代长弓
战骑图壁画 唐末五代 敦煌莫高窟第061窟
或许是受弯折树枝产生弹力的启发，古代劳动人民在角弓出现之前就用单一的木材和线绳制作出最早的单体弓。先秦时代的诗歌中就有古人剖竹续竹为弓、烧制土块为丸；发射陶丸追逐猎物的记载[5]；角弓出现后，单体木弓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生产生活及军事战争中占据着一席之地。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用多层竹木粘合而成的长弓。角弓固然有着结构紧凑、能量效率高的优点，但单体木弓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的特点则是筋角复合弓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在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单体长弓依然在军中大量装备，唐代行政典籍《唐六典》中有如下的记载：
弓之制有四：一曰长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释名》曰："弓，穹也，张之穹然。其末曰'肃'，言肃邪也；以骨为之曰'弭'。中央曰'柎'，所抚持也。"今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骑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于近射；格弓，彩饰之弓，羽仪所执。)——《唐六典·卷第十六·卫尉宗正寺》
持弓仪卫图 唐 出土于河南洛阳唐安国相王孺人墓 手执下弦长弓的仪卫武士
在近年来出土的文物中，这样的长弓形象并非孤例。在出土的北朝乃至隋代壁画墓中都曾有携带此类长弓的仪卫形象出现，足以印证该种长弓是南北朝至唐初步军主力弓型之一。这种长弓弓臂宽阔，握把与弓梢狭窄而细长，下弦后的长弓几乎与人等高。《唐六典》记载“【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这是一种步军使用的长弓，使用的木材来源于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桑柘木，这种木料质地坚实细腻而富有韧性、且耐虫蛀腐蚀，是制作弓箭的绝佳原料。唐代《艺文类聚》援引《周礼·考工记》记载：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为远也，角者以为疾也，筋者以为深也，胶者以为和也，丝者以为固也，漆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艺文类聚·卷第六十·军器部》书中将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柘木是制做劲弓的上等良材。而古代中原地区恰好盛产山桑柘木，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被隋唐两朝的弓人匠作妥善利用。大批由桑柘制成的劲弓利矢充实着中原王朝的武库，成为征行武卫手中的利器。在北朝至隋唐壁画墓中，有着众多持长弓武士的形象，特选取有代表性的资料摘录如下:
北齐娄睿墓仪卫出行图
仪卫出行图 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北齐娄睿墓 携带长弓箭矢的武士 长弓被系在袍服仪卫的腰间，长弓弓臂宽大，弓梢细长
七人仪卫图（之二） 北齐娄睿墓壁画 携带箭箙羽矢，腰挎长弓的北齐武士。从壁画中可以看出这种长弓的形制十分宽大，在下弦的状态下几乎与人等高
北齐娄睿墓 壁画摹本 携带箭囊长弓的武士
河北磁县北朝（北齐）壁画墓:仪卫出行图
墓道壁画仪仗第二单元
陕西省潼关隋墓中的持弓仪卫
仪卫阵列图 隋 出土于陕西省潼关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墓道西侧壁画中段 手执下弦长弓的隋代仪卫武士
唐代长乐公主墓甲胄/袍服仪卫武士图
甲胄仪卫图（摹本） 唐 图中唐军武士头戴装饰有红色盔缨的铁盔兜鍪，着带有赭黄色豹皮围領，携带长弓和箭胡禄。长弓下弦后系在武士的腰间
目前唐代长弓的上弦形制可以参考的资料来源于洛阳唐代孺人崔氏墓葬壁画中的仪卫形象。壁画上半部分已经残缺无法辨认，但长弓部分大体清晰完好。壁画中仪卫携带装满箭矢的胡禄，手执已经上弦的长弓。使用完后，将长弓下弦存放或者系在腰侧；盛放箭矢的箭箙胡禄则置于带扣的另一侧，便于拈弓搭箭时拾取。
角弓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摹本 唐 梁令瓒
除了唐制长弓之外，由筋角制成的角弓则被唐朝的骑兵大量使用，角弓使用木材、牛角、动物筋腱胶合制成，其形制结构更为紧凑短小、能量效率高，非常适合在骑兵在马背上使用。
获鹿图 后唐/五代 李赞华绘 手执长梢角弓射猎的骑手。
关于唐代使用的角弓形制，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来自玄宗时期天文仪器制造家、画家梁令瓒所绘制的《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图》卷中的持弓仙人形象。这种长梢角弓弓梢细长，弓型优美匀称。在弓臂上似乎还绘有虎皮纹饰、华美异常。梁令瓒曾任府兵曹参军一职，擅长天文仪器制作与工笔绘画，深得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他画中的角弓形象很可能参考了当时驻扎在长安的禁军所使用的弓箭样式。
唐代戍边将士所用的角弓形制则可以参考敦煌藏经洞中的天王绢本绘画，开元至天宝年间，唐朝在西北边境经常与吐蕃、突骑施汗国等势力交战，在张掖酒泉一带屯驻重兵。供奉护法天王的信仰则来源于当时唐军行伍中流行的战神崇拜。
昭陵六骏（飒露紫） 唐将丘行恭身着纩衣、内着扎甲，腰间佩挂弓靫和横刀。正在为飒露紫拔箭。《册府元龟》载：”初，帝有骏马名“馺露紫霜”，每临阵多乘之，腾跃摧锋，所向皆捷。尝讨王世充於隋盖马坊，酣战移景，此马为流矢所中，腾上古堤，右库直丘行恭拔箭而後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
唐代开元年间，不空法师翻译了《北方多闻天王随军护法仪轨》等佛教典籍。自唐代起，敦煌绢本中的金刚天王多以军中武将健儿的形象作为原型。据时人记载，传说吐蕃进犯唐朝安西四镇中的于阗，双方交战之时，一位身披金甲的神将降临城头、甲光耀目，蕃军为之气夺，唐军在此鼓舞下大破蕃军。唐玄宗为纪念胜利，下诏制作绘有金甲天王图案的旌旗。民间传说中往往带有神话夸张的色彩，但战神崇拜在唐代军中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敦煌莫高窟所藏唐代壁画、雕塑中，天王力士几乎皆是身着甲胄威风凛凛的武将形象：身披札甲、手执法器、气势不凡。
角弓实物 唐代 出土于唐代高昌城遗址 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四方护法天王的形象单凭样貌难以区分，古人往往从绢本上撰写的题记或通过手中法器的样式加以区分：其中北方多闻天王执长戟；南方增长天王携带金刚杵；西方广目天王握持宝剑；东方持国天王手执弓矢。
东方持国天王（图片有修改） 唐 公元八世纪 敦煌绢本绘画 于上世纪初被盗卖至海外，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身着鱼鳞甲胄 手执唐制长梢角弓的天王力士形象
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唐代绢本绘画《东方持国天王画像幡》中，较为清晰地描绘了盛唐时期的弓箭形制。图中天王身披鱼鳞纹铁甲、腰围虎皮，手执唐制长梢角弓。所踏厉鬼独眼卷毛、龇牙咧嘴，与武士的威严庄重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角弓形制与梁令瓒所绘《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图》中的形象相差无几，角弓反向曲张上弦，弓梢细长而略带弧度。尽管角弓结构短小紧凑、犀利异常，但其材料的特性导致其不适合在南方潮湿多雨的情况下使用[6]。而唐朝用兵的重点区域多在河湟、漠北、西域一带，气候较为干燥且地势较为平坦利于骑兵发挥作用，因此角弓在军中得到了广泛使用。
骑兵壁画 晚唐 敦煌莫高窟〇一二窟 披挂铠甲，使用角弓、马矟的骑兵形象
根据唐代兵书《太白阴经》记载，每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中，拥有“【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集】”，其中有“【射甲箭五万只】”[7]，专门用来应对身披重甲的敌人。
南北朝鎏金铜镞 出土于吉林省吉安市高句丽遗址
唐朝将领薛仁贵就是使用弓箭的行家，征讨高句骊时，他只身一人携弓“匹马先入”，（高句骊士卒）莫不应弦而倒”。他还曾在唐高宗面前表演过“洞穿五重札甲”的技艺，并在之后出兵天山时凭借高超的箭术“【三箭定天山】”，平定了铁勒九姓的叛乱，史书记载：
薛仁贵寻又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
鎏金铁箭镞实物 唐 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旧唐书·卷第八十三·薛仁贵传》
唐代骑兵复原像 其甲胄服饰参考唐代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贴金武士俑，兜鍪则来自黑龙江省唐代渤海国遗址出土的铁制战盔实物
携行器具：箭箙、弓韬与箭囊
彩绘木箭箙 唐 出土于新疆省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群
弓韬：在出土的唐代壁画文物中，携行器具（弓韬、箭箙、胡禄）往往与仪卫武士形象一起出现，古代角弓是一种非常精贵的武器，环境的温度、湿度都可能对弓箭的性能、弓体的寿命产生影响。为了妥善保管弓箭，当弓箭闲置不用时，唐军将士往往会把弓箭下弦存放在特制的弓弢中。在唐代章怀太子墓室壁画中，就对此有着非常细致的描绘：
弓韬是专门用来装下弦后角弓的袋子，这种狭口长袋多为布质或皮质（从壁画形象推测唐代所用的弓韬为皮革材质，更能够防水防潮），外表绘有虎皮纹饰。角弓下弦恢复到舒展状态后，大致轮廓与弓韬相契合。将角弓放入弓韬、扎紧袋口并将弓韬与腰间带扣相连，如此一来就能随身携带。临战之前，再将角弓取出上弦。
如此便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尽管在唐代出土壁画中有非常多的例子说明弓韬可以在战马上携带，但骑兵在马上很难给角弓上弦，临阵下马又颇为不便。在江苏出土的南朝甲马武士壁画中，骑手则是直接将上弦的角弓背在身后，并没有使用弓韬。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当骑兵进行长距离跋涉时，为了更为妥善地保存角弓，往往将弓弦取下保管。而当军情紧急、处于临战状态时，骑手直接将上弦的弓箭横跨在一侧，便于临阵取用。
便桥会盟图卷
具装甲骑壁画（摹本） 出土于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
中唐以后，在现存的唐代文物中开始大量出现整体半包裹式弓囊的形象。这种弓囊恰好与上弦后的角弓外形吻合，可以较为自如地取放，便于在阵前使用和携带。
唐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壁画
胡禄
彩绘箭胡禄 唐代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群
胡禄是唐代军中盛装箭矢的容器，据《新唐书·卷第五十·兵志》记载：
（征行唐军）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新唐书·卷第五十·志第四十·兵志》
由记载可知初唐时期府兵征行时弓矢与胡禄是必需的装备，每名唐军携带弓一张、箭矢三十支，胡禄与横刀各一。从昭陵长乐公主墓中唐朝武士胡禄中所盛箭矢数量看，所谓【“矢三十”】，很有可能就是一具胡禄恰好可以装载羽箭的数量。
兵宝与马宝 唐代敦煌绢本绘画
《长安》剧中虽然较好地还原了唐代箭胡禄的形制，但是箭支在胡禄中的放置方式却出了问题，箭支的正常摆放方式是箭头朝上，箭羽朝下，因而剧中的取搭箭方式也随之出错。
除了盛放箭矢，唐人还物尽其用，把胡禄用于夜巡警戒之中。夜晚唐军士卒枕着空胡禄入睡，当周边敌人策马来袭，马蹄踏在地上，哒哒作响的蹄声在空胡禄内形成回音，士兵以此作为预警。 唐代典籍《通典》援引《李卫公兵法》对此记载道：
游奕，於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逻，卢个反。)於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军中虚实举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於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二·兵志第五》
骑兵壁画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摹本局部 晚唐 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六窟 身着甲胄、手执唐旗，携带箭胡禄的晚唐归义军骑兵
弩手在唐代行军中的组成与应用
在唐代，按照唐律规定，一般私家可以持有弓矢，但不可以持有弩箭。根据《唐律疏议》记载：
私有禁兵器：谓甲、弩、弓、矛、槊、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上五事，私家听有。——《唐律疏议·卷第一六·擅兴·禁私兵器条疏》
江苏盱胎东阳汉墓出土弩机
秦汉时期弩机形制 由于弩箭有着容易掌握熟练（技术）、射程远、杀伤力大等特点，历朝历代大多严禁私人持有，如西汉/新莽时期就曾明令“禁民不得挟弩铠”，可见弩矢自古就是严格管控的军用器械
由于弩禁止被私人持有，因此初唐时期府兵征行时自备的兵器有弓而无弩，弩箭和甲胄由唐廷专门设立的军器监生产、由国家府库统一分发给出征将士。史书记载：
军器监掌缮造甲弩之属，辨其名物，审其制度，以时纳于武库；少监为之贰焉。丞掌判监事。凡材革出纳之数，工徒众寡之役，皆督课焉。主簿掌印及勾检稽失。录事掌受事发辰。——《唐六典·卷第二十二·少府军器监》
《揭钵图》 元代摹本 使用角弓弩的魔军部众 这是我国古代绘画中出现的为数不多的角弩形象之一 。注意卷中牛头使用的弩用两张弓相串联
在唐代李荃编写的军事典籍《太白阴经》中，李荃认为弩的优点在于拥有比角弓更为优异的射程与杀伤力、更高的精准度，缺点则是弩箭张发迟缓【“临敌不过一二发”】，书中记载：
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战，而将不明於用弩也。夫弩不离於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无绝声。敌无薄我，置弩必处於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阵，果非弩不利也。——《太白阴经·卷第六·阵图·教弩图篇》
《长安》剧照 周一围扮演的安西军弩手萧规
书中指出弩箭非常适合在【“争山夺水，（守备）关隘要口”】的战斗中使用。据史书记载，玄宗朝河西节度使萧嵩就曾以“【弩手四千人】”与吐蕃军队大战于青海祁连城。唐军弩手依托坚城大破蕃军，阵斩蕃军 “副将一人”，挫败了吐蕃谋取瓜州的阴谋[8]。
无独有偶，据《王忠嗣神道碑铭并序》记载，时任萧嵩副将的王忠嗣也曾“【以精兵七百弩，深入郁标川】”，突袭正在校武阅兵的吐蕃赞普。唐军在此役中斩杀蕃军千余人，“【积京观而徐回】”[9]。可见当时唐朝在西北前线的战争中大量使用弩箭。在今天新疆省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唐代文书中就有伍长为队中将士领取弓弩甲胄的记载，可与史书中的内容互为印证，特截取抄录如下：
前付官器杖、甲弩、弓、陌刀【 】等抄张君君遣失，其物见在。竹武秀队佐史玄政等本队[ ][ ]——《唐咸亨五年张君君领当队器仗、甲弩、弓、陌刀等抄》（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院《吐鲁番出土文书》，文书缺漏和字迹不清的部分用括号代替）
《长安》剧中曾提到唐军弩手选拔之严苛，虽然千里挑一是剧中的艺术夸张，但唐军中弩手战斗力的确非常突出。中唐时期，在讨平河朔李希烈叛乱的战争中，淮西军弩手立下了赫赫战功，连叛军悍将李希烈也不得不感叹道“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
据《通典》记载，唐军弩手和弓手在战时编为一队。对阵时，当敌人进入到距射手一百五十步范围内，弩箭先发而弓手拈弓准备搭箭；待敌军人马进入六十步内后，弓手和弩手一齐放箭御敌；当剩余敌人进入二十步之内时，弓弩手俱换横刀与敌军展开肉搏。史书记载如下：
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拏手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队齐入奋击。——《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七·兵典第十》
持弓武士 晚唐 敦煌莫高窟第一五六窟
由于唐代的一步约合现今1.5米左右，从记载可以得知，唐代弩手负责用弩箭杀伤九十米至二百二十五米之间的有生力量；而弓箭则与弩箭互为补充，在三十到九十米的范围内杀伤敌人。当敌人突进到三十米之内，弓弩手都舍弃角弓弩箭，换用随身携带的横刀等近战兵刃，与先登死士一道加入肉搏战。
《长安》剧照 影片中出现的大型绞车弩
蒙元时期，军队的甲胄形制深受中亚、西亚元素影响，风格偏向东北亚风格和东亚风格，多采用重型扎甲，头盔样式则一反前朝旧制，形制上有所改变。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政权，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自此而立。
元军头盔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为沿袭中原王朝兜鍪样式的“中式”盔，形制上防护紧密，有盔缨、盔体、抹额、顿项等众多部件。（顿项，与头盔连在一起，用以保护脸部、颈部、肩部的防护部件，与头盔一起合叫兜鍪）
元朝时期，虽为蒙古政权，但蒙古亦深受中原“汉化”影响，故在甲胄方面并未去除中原风格，基本同属一种类型，头盔上也延续有宋代兜鍪的样式。
▲身着中式扎甲、兜鍪的元军，形制上基本和宋朝时期相同，并未有太大的改动。
第二种，叫笠形盔，和宋朝时期笠形铜盔盔型基本相同，形似飞碟，盔顶有形制略小的樱枪，在元朝时期甚为流行。有军用的铜、铁制笠形盔，亦有蒙古显贵、官员作为常服凉帽使用的皮质笠形盔。
▲元军铁制笠形盔，在形制上大体延用宋朝笠形盔。
▲形似飞碟的笠形皮盔，形制和宋朝笠形盔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因元朝众人不髻发髻，故盔体较矮。
第三种是“钵胄”，是元朝时期结合自身部族特色，再加以中、西亚风格制作而成的头盔样式，为皮质头盔，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胄的主体、眉庇（额前象帽舌的部件）、吹返（类似护耳的部件）、面当或颊当（遮蔽面部或面颊的部件）、喉轮（保护咽喉的部件），顶饰樱枪（头盔顶部用以装饰的部件，金属制管，有的会在上面设置缨饰），以及其它装饰性附件。胄体以四到五片皮革连接而成，整体呈现尖顶深钵状，故名“钵胄”，因为是蒙古独创，故在考古学界中被称为“蒙古钵胄”。
“蒙古钵胄”的诞生对中国甲胄影响极大，以此胄形为基础，其后的明清两朝，多用其形制，在清朝时，更是成为清八旗军中的制式头盔。
▲图上的“钵胄”为现今出土实物，年份在元朝忽必烈时期左右，为元朝初期将军级别的皮质作战头盔，其风格和当时吐蕃用胄颇为相似。
▲元代钵胄有皮有铁，前额带眉庇，顶上设缨枪是其最大的特点。
元代之后，朱元璋起义反元，率军攻灭元朝，建立明朝。历经数百年的持续发展，明朝已经是中国甲胄发展的成熟定型期，亦是中国甲胄的巅峰期。在此期间，因中原之上大力恢复汉家衣冠，故明军的头盔样式一部分承袭蒙元，一部分又模仿宋制，改进创新。
▲明朝甲胄工艺精美，其样式多出现于年画、连环画及庙宇塑像中，图中塑像的铠甲形制“鱼形鹘尾”，即是明代特色的装束。
明军头盔中的中式盔，主要以凤翅盔为主，装备者大多是将领及锦衣卫的仪卫，明代凤翅盔由缨枪、盔顶、盔体、抹额、顿项五大部分构成，和宋朝相比，护颊较浅，凤翅较小，形状呈圆润状，盔体除抹额外无其余装饰，多为金银二色，会在凤翅两边或缨枪上装饰小角旗，以表所属建制单位。
▲凤翅盔虽然精美，却是中国最后的汉式盔型，后至清代，凤翅盔便不再采用。
明军中的蒙元盔型则依旧分为笠形盔与钵胄两种。明代的笠形盔多为军用，在军中被称为“明铁盔”，民间称为“帽儿盔”，由缨枪、盔顶、盔体、顿项四大部分组成，和元代相比，明代的因要容纳发髻，故盔体有所加高，与此同时，明代笠形盔的盔檐也较元代为平。
▲据记载，明朝成化四年，兵仗局监制记录中的盔型，大多都是各种四瓣、六瓣、八瓣明铁盔，可见明铁盔在当时的使用率。上图为定陵出土的明代明铁盔。
除明铁盔外，明代钵胄也是明军中使用率很高的盔型，其形制和元代钵胄制式基本一致，由缨枪、盔顶、盔体、眉庇、顿项五大部分构成。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明代钵胄中顿项分为左右后三片，而元代钵胄顿项则为一体式，带护喉。
▲明代钵胄样式，除顿项的差异外，还有顶端缨枪形制比起元代钵胄要略长。
清朝时，铠甲方面基本沿用明朝铠甲形制，和明朝北方边军的甲胄较为相似。但在八旗军中，明代中式头盔却几乎都被弃用，皆统一装备钵胄。
清朝钵胄和明朝钵胄形制上无较大改动，亦是分为缨枪、盔顶、盔体、眉庇、顿项五大部分，但在缨枪处，又有加高，顿项处则弃用明代钵胄中顿项分为左右后三片的设计，改回带护喉的蒙古钵胄式样。
▲乾隆皇帝大阅图中的清代钵胄式样，盔顶的缨枪饰有珍珠、珊瑚珠、红蓝宝石，盔缨缀貂尾，在高度已经达到历代巅峰。
主要由于“蒙古钵胄”的影响，元、明、清三朝，头盔样式并无太大改变，一个故钵胄就沿用了数百年，且三朝以来，钵胄上的缨枪愈来愈高，在清代时已经达到巅峰。其后在民国时期，袁世凯也有穿戴这样的“高帽”，还印在了银元之上。如此看来，貌似“避雷针”的缨枪，才是元、明、清三朝头盔的主角。
▲民国时期建立银本位货币制度以后，以银元作为主要流通币，上图为民国银元上袁世凯头戴钵胄的形象。
文武皆有制式铠甲
从中国古代铠甲角度上说，清朝是个很有特点朝代。因为清代以前的朝代，铠甲是武人的装备，除了少数高级官员外，文官需要穿甲时，都是从军中临时借调合适的铠甲穿戴。而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的记载，不光武人，连清代每一级文官都有法定的甲胄样式。根据穿戴者的身份不同，《皇朝礼器图式》记载的铠甲可以分为四类：一，皇帝铠甲；二，高等贵族铠甲；三，职官甲铠甲；四，军队基层官兵铠甲。
▲乾隆大阅图中的职官甲
其中职官甲的表面、内里、边缘的颜色材质均相同，甲的部件齐全，均为十一件，多数为布面铁甲。不过《皇朝礼器图式》没有说明清代职官铠甲中头盔的材质。考虑到文官的负重能力较差，所以有可能需要使用重量较轻的皮革制作胄体，关于覆碗等附带部件，图式中没有明言材质，所以应为铁质（如果为铜质一般会专门指出）。另外，根据图式中记载，职官胄均装有护颈，同时护项、护耳、护颈的结构一致。
▲蔡毓荣南征图
总体而言，清代的职官甲有三种，职官胄有九种，不同等级官员头盔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胄顶和胄体附带部件的雕花，以及护项、护颈、护耳上的刺绣上。其具体形制如下：
职官胄一
胄体为铁质或皮革髹漆，胄顶为镂花金叶结构，安装两根雕翎，两根雕翎安装完的效果为分叉的燕尾状；盔缨为貂尾制成；盔盘、舞擎、盔梁均髹漆，上鋟有金质云龙花纹（鋟金即鎏金）。
▲蟒纹
在古代，髹漆时如果没有特地说明的话，一般指的就是黑漆，因此盔盘、舞擎、盔梁的最终效果是黑底金花，胄体如为革制，则髹黑漆或朱漆，如为铁质，则为银白色。
护耳、护项、护颈的布面组成均为石青缎面、蓝布里、无边缘，绣蟒纹五团；甲钉为银钉，系带为石青缎带。缎是丝织物的一种，使用缎纹组织，布即棉布，石青是一种接近黑色的深蓝色，清代不少服饰均采用石青色。蟒纹即龙纹去掉一爪，清代的龙纹为五爪，即爪子有五根指头，这种五爪龙纹除非特赐，否则臣子是不能使用的，臣子们日常使用的龙纹都是四爪，为了和五爪龙纹区别开，这种纹路被称为蟒纹。
职官胄二：
胄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顶为蜜鼠尾，盔缨为朱氂，氂即牦牛尾，朱氂就是染成红色的牦牛尾，蜜鼠即黄喉貂。
▲黄喉貂
职官胄三：
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体为革制时髹朱红色漆，胄顶为薰獭尾，盔缨为朱氂，“薰”是黑黄相间的意思，薰獭尾即毛色为黑黄相间的獭尾。
职官胄四：
胄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体为革制时髹朱红色漆，胄顶为獭尾，盔缨为朱氂，盔盘、舞擎、盔梁均髹漆，上鋟有银质云龙花纹。
职官胄五：
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体为革制时髹朱红色漆，胄顶为獭尾，盔缨为朱氂，盔盘、舞擎、盔梁均为素面，无髹漆和鋟花，护耳、护颈、护项无绣蟒。
职官胄六：
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体为革制时髹朱红色漆，胄顶为豹尾，盔缨为朱氂，盔盘、舞擎、盔梁均无髹漆，上鋟有银质云龙花纹。
职官胄七：
与第一类胄相似，但胄体为革制时髹朱红色漆，胄顶为獭尾，盔缨为黑氂，盔盘、舞擎、盔梁均无髹漆，上鋟有银质云龙花纹。
职官胄八：
与第一类胄相似，胄顶为猞猁尾，盔缨为黑氂，盔盘、舞擎、盔梁均无髹漆，上鋟有银质云龙花纹。
职官胄九：
与第一类胄相似，胄顶为猞猁尾，盔缨为红氂，盔盘、舞擎、盔梁均无髹漆，上鋟有银质云龙花纹。
职官甲一：
甲衣均为布面铁甲结构，二护肩、身甲前后、二护腋、前挡、左挡、两裳各绣蟒纹一团。甲衣的布面组成均为石青缎面、蓝布里、石青倭缎边缘（倭缎是一种表面起绒的缎子，织法源自日本），甲钉为银钉，甲绦为石青色。护肩和身甲的连接处各有20片铁甲片，甲片均髹漆鋄金龙。
职官甲二：
甲与第一类甲相同，但护腋、前裆、左裆均无绣蟒。
职官甲三
甲与第一类甲相同，但下裳为明甲结构，有四道甲片，护腋、前裆、左裆、两裳均无绣蟒，护肩和身甲的连接处无髹漆，鋄银龙。
九种职官胄分别对应九类官员，这些官员所带的胄衬形制相同，石青缎表蓝绸里，红绒结顶，所穿的甲均为三种职官甲之一，九类官员及他们穿戴的甲胄如下：
第一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一，职官甲一
第一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八旗都统（从一品），前锋统领（正二品），护军统领（正二品），直省总督（从一品或正二品），直省巡抚（正二品），直省提督（从一品）。
第二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二，职官甲一
第二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内大臣（从一品），内大臣上行走之公侯伯（被赐予内大臣权力的公爵、侯爵、伯爵），散佚大臣（从二品），和硕额驸（公主的丈夫），郡主额驸（亲王嫡女的丈夫）。
第三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三，职官甲一
第三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随旗行之公侯伯子男（八旗编制内的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普通文武一品官员，普通二品文官，八旗副都统（正二品），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 奉恩将军（均为低级宗室），县主额驸（亲王世子嫡女、郡王嫡女的丈夫），直省总兵（正二品）。
第四类甲胄组合，职官胄四，职官甲二
第四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文三品至文五品的官员，郡君额驸（贝勒嫡女的丈夫），县君额驸（贝子嫡女的丈夫），乡君额驸（镇国公嫡女、辅国公嫡女的丈夫），直省副将（从二品）。
县主、郡君等宗室女子的爵位均为各级贵族的嫡女而设，如为庶女，则依次降二级，如亲王嫡女为郡主，庶女则降二级为郡君，与贝勒嫡女同。
第五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五，职官甲二
第五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文六品至文九品的官员，直省参将及以下的军官（正三品）。
第六类甲胄组合，职官胄六，职官甲三
第六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侍卫（有一等侍卫、二等侍卫、三等侍卫、蓝翎侍卫之分，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正五品、正六品），銮仪卫属官（銮仪卫即负责皇帝出行仪仗的机构，最高领导为掌銮仪卫事大臣，相当于仪仗队总负责人，正一品）
第七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七，职官甲三
第七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有：前锋参领（正三品），前锋侍卫（正四品），护军参领（正三品），护军侍卫（正四品）。
第八类甲胄组合，职官胄八，职官甲三
第八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为王府长史，即中央派驻王府的管家，正三品。
第九类甲胄组合，职官胄九，职官甲三
第九类甲胄组合的穿戴者为王府典仪（负责王府礼仪工作的官员，有四品、五品、六品三个级别），王府护卫（王府的保镖，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分别为从三品、从四品、从五品）。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甲胄组合的形制仅仅是理论上的，即使是在皇朝礼器图式制定之后，清军的甲胄状况仍然比较混乱。从存世实物和艺术品来看，乾隆时期的甲胄虽然大体符合图式一书的描述，但不少实物在细节上都存在出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一，高级官员由于身份高贵，规则对他们的约束力较弱，因此他们可以相对自由的安排自己的甲胄细节，二，古代一件甲胄的使用寿命长达数十年，而甲胄本身的价值也比较高，即便是中央政府确立了规范，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给人员完全换装。